编者按
为实现我校“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人才培养规格，帮助外语学科新生从一开始就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领域，提升外语能力，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校特邀请资深学者举办“外语学科新生学术引领计划”通识教育系列讲座。2021年12月10日，第五期外语学科新生学术引领计划通识教育系列讲座在上外松江校区成功举办，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杨成教授为新生分享：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讲座由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金慧教授主持。
讲座主讲人杨成教授
讲座主持人金慧教授
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
“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这是所有初步接触这一领域的同学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杨老师详细为同学们解释道，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是天然的交叉学科，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领域，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对于解决在地性、地域性、超国界性乃至全球性的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整合知识、创新发展、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成长的平台。为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区域国别研究，杨老师详细剖析了“国别”与“区域”的概念：“国别”一词的概念内涵相对清晰，与“民族国家”对应；“区域”一词的概念内涵则相对复杂，并在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除传统的地区外，次地区、跨地区、中域圈（meso-region）、超地区（mega-region）乃至金砖国家等本源上依据“想象地理学”构建而无边界接壤的非传统地区都属于区域国别研究中区域研究的对象。杨老师进而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和美国的area studies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名称上突出了国别，更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范围远超过后者内在的‘非西方’边界”。结合四个典型案例，杨老师向现场师生展示了不同的学科在一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区域国别问题上如何发挥了关键作用。
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源自讲座内容）
此外，杨老师总结了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是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属性。只有基于多学科、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才能供给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特殊知识，否则极容易产生较大偏差。杨老师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是关于“特殊知识”的生产，任何“片面的深刻”对于关乎重大国家利益的区域国别知识都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因此，跨学科方法要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自觉，必须牢牢把握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这三大核心学科。其次是全覆盖。以中、美等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为例，杨老师为同学们阐释了“全覆盖”是全球性大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应有品格：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北美到亚洲再到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与之相似，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美苏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再到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世界大国而言，国家利益会随着其商品、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得到延伸，这一过程所伴生的是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国别知识需求。他特别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是典型的 “大国之学”，是“国之大者”在国际舞台上的知识投射。只有大国才有足够的动力、意愿和资金去推动这项研究。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高质量的、全覆盖的区域国别研究日益不可或缺。最后是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跨文化理解是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要秉持的前提，从单一文化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不免会出现理解偏差。杨老师指出，美西方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虽然一度强调要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平等相待，但在实践中一直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成为全球治理诸多乱象频发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在建设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时，必须尽力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强调跨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
区域国别研究的三个基本特点（源自讲座内容）
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传统
杨老师强调，同学们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阶段，必须先对该学科的知识传统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从而明晰未来发展方向，而区域国别研究至少有三个传统。传统一：服务于殖民需求的战略性知识生产。这一知识传统起源于殖民时期的欧洲国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带有鲜明的文明输出导向和文明等级制内核，更多从人类学、语言学、考古等领域起步，先天地带有文化上的歧视性和政治上的压迫性，至今仍有历史烙印。传统二：服务于霸权争夺的战略性知识生产。作为美苏冷战产物的美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强烈的政治化色彩，以政治控制为主线，以意识形态、价值观而不是地区和国家划线。但后冷战时期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遭到欧美知识界的冷遇，但在“9·11事件”后的近二十年来重新获得了快速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和欧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相比，美国在此领域的研究歧视性减少，但对抗性增加，并且日益受这种嵌入到两极争霸格局中的对抗性主导。传统三：服务于反帝反霸需要的战略性知识生产。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一度较为兴盛的“边政学”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杨老师认为，从培养方案等现存档案资料看，今天我们主张的很多跨学科思维在课程设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外语、历史学、人类学等知识对于当时急于“站起来”的中国人理解外部大国及周边敌国相关的区域国别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
讲座现场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
通过援引复旦大学任晓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和自身最新的认识和理解，杨老师指出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主要分为五波浪潮。建国初期的“第一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萌芽阶段。福建、广东、辽宁等沿海沿边地区在这一阶段已经有了特色鲜明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其中福建于1963年成立东南亚研究学会表明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依托——学术共同体即已成型。1960年代的“第二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阶段。以1964年三大名校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为标志，国家主导、重点突出、分工明晰是其基本特征。北京大学侧重做亚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要做苏联东欧研究，复旦大学集中做欧美研究的基本格局很快形成并产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20世纪最后20年的“第三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阶段。中国社科院合并原中联部所属研究机构奠定了国际片研究所的基础，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其中，上外算得上这一波区域国别研究浪潮中的高校引领者，1980年正式成立的中东文化研究所和苏联东欧文化研究所是当时全国高校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世纪之交的“第四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加速阶段。教育部社科司主导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计划包含了上外中东研究所等13家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五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壮大阶段。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2012年正式批准设立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截至2019年12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42个，非正式备案中心395个，共计4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初步完成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期目标。此外，国家民委等部门也设立了“一带一路”基地培育计划。
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
杨成老师强调，中国崛起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而我国在全球与地区治理的知识赤字与日益增长的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等现实需求，对全领域、高质量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此，杨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在大学阶段基于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以下六个方面努力，为将来投身到区域国别研究做好知识和能力储备：第一，摈弃区域国别研究的功利心。杨老师指出，当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重大国、轻小国、重核心、轻边缘、重政治安全与外交、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的特征十分突出。即便是在大国研究问题上，也主要长期集中在美、欧、英、日等少数大国，对法、德、俄的研究已经较少。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这种知识供给覆盖面不足的弊端日益明显。实际上，研究不同的对象只是分工差别，并无高下之分，一定要从国家的战略需求出发，避免抓大放小、挑肥拣瘦。第二，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自觉。杨老师强调，目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特别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联互通，舍此难以提供足够客观、足够可靠、足够前瞻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第三，同等重视理论学习和特殊知识学习。杨老师解释道，传统上我国学者更重视特殊知识学习而对一般的理论基础重视不够，即便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知识层面上也更重视宏大研究，微观研究有所不足。区域国别研究一旦缺少了理论的指引、介入或发明，就很难为其他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第四，加强多语种能力。杨老师认为，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一套“霸权知识体系”，只掌握单一语种意味着容易被不自觉地“植入”相关知识，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因此，做好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通晓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增强研究材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还要培养自身的多语种能力，从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中“跳出来”，令研究成果更深刻、更准确。第五，汲取扎实的在地知识。杨老师认为，国内的相关研究多数情况下是从文本到文本，就理论论理论，即便组织到研究对象国或所在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也往往走马观花，未能深度融入当地并汲取更为全面、更为可靠的地方性知识，从而造成知识生产上的扭曲。为此，他建议进一步提升田野调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构建理论学习、田野调查和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基础数据的积累和研究，即通过一线的田野调查，获得对象国的实际资料，扩充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数据。第六，坚持“双（多）主体性”。杨老师强调，研究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问题时，不能仅仅基于中国视角。一旦采用单一的主体性，极有可能导致区域国别知识的扭曲。为此，学会从研究对象的视角以及在这一国家或地区拥有深刻影响的其他各方的视角出发加以审视和研究，是极为必要的。就其本质而言，这是要防止多元主义路径，克服特定中心主义的可能弊端。
上外的新区域国别研究
杨老师对上外的新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也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谈到，作为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第三波”浪潮的引领者之一，上外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学与研究力量，在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打造了一支跨语种、多学科的师资队伍。已从传统的语言类院校发展为拥有文、教、经、管、法等五大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外国语大学，丰富的多语种教学研究资源和完备的学科体系为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与教学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与支撑，有利于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杨老师也提到，上外的语言“比较优势”是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强大支持，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基于此，他指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叠合“多语种＋”和“多学科”，并在多学科中突出“AHG＋（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Geography＋）”，形成特色学科方法，努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在上外朝着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比较区域国别研究、文明研究与跨文明比较、一体化与地区治理和世界民族与宗教五大方向发展。此外， 杨老师还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区域国别特色研究生班项目的理念和实践，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全球治理人才“四个能力”“六个素养”系统思想而量身打造的集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四位一体的新时代卓越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生成路径。
上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毕业要求（源自讲座内容）
最后，杨成老师特别指出，作为认识外部他者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比以往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恰切地理解世界。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推而广之，一个没有扎实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做支撑的国家同样不可能稳稳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日益崛起的现实和迫切需求与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知识供给之间的矛盾和鸿沟，已经成为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一个制约因素，国家急需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和外交外事以及国际组织等涉外实际部门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因此，他呼吁上外学子按照学校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愿景，积极投身到区域国别研究的伟大事业中去，诠释世界，服务国家，成就自我！
SISUers说
对于“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杨成教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了它的定义，它的知识传统，基本属性与学科基础以及中国推动该研究的动力，我们上外对它的认识以及在这个方面做出的努力。杨老师提到的，在当今阶段的“大国之学”不只是国家要有大国意识，大国战略，国民更应当有大国意识，大国心态，而非狭隘的锁国自大的心理，让我拓展了自己对于区域国别以及对于个人与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了解和认识。这个讲座让我初次了解到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明朗的发展前景，更让我意识到精通语言的“上外人”在这个交叉学科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应有的担当与作为，这也可能会是很多同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今天很有幸能够参加杨成教授精彩的讲座，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专家，杨老师将其独到的见解融合其中，并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各国示例以告诉我们区域国别的定义、特点及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同时，通过刨析区域国别的六大属性、三大核心学科及当代发展的动力也向我们展示出区域国别这个学科发展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现实生命力。想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真正让中国之声传遍全世界，没有坚实、牢固的区域国别知识基础是不行的，杨教授这一番话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当下我辈任务仍然艰巨的现实，作为上外学子便更加需要主动承担起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机会参加这样的讲座！
推荐文献
1. 王逸舟、张小明、赵梅、庄俊举主编：《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2.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3.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Edited by Katja Mielke, Anna-Katharina Hornidge, Palgrave & Macmillan, 2017.
4.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Учебник / Под ред. 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 М.: Магистр, НИЦ ИНФРА-М,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