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多语种+”办学战略，突出“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帮助外语学科新生从一开始就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领域，提升外语能力，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校特邀资深学者举办“外语学科新生学术引领计划”通识教育系列讲座。2022年12月16日，第六期外语学科新生学术引领计划通识教育系列讲座在上外松江校区成功举办，杨成教授为大家分享：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讲座由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金慧教授主持。
讲座主讲 杨成教授
讲座主持 金慧教授
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中，杨成教授从“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传统”“中国成长与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机遇”“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路径选择”“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上外路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上外路径”几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了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
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
讲座伊始，杨老师为同学们解释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是天然的交叉学科，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领域，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对于解决在地性、地域性、超国界性乃至全球性的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整合知识、创新发展、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成长的平台。”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区域国别的概念，杨老师详细剖析了“国别”与“区域”的概念。“国别”一词的概念内涵相对清晰，与“民族国家”对应；“区域”一词的概念内涵则相对复杂，并在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除传统的地区外，次地区、跨地区、中域圈（meso-region）、超地区（mega-region）乃至金砖国家等本源上依据“想象地理学”构建而无边界接壤的非传统地区都属于区域国别研究中区域研究的对象。杨老师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和美国的area studies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名称上突出了国别，更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范围远超过后者内在的‘非西方’边界”。
“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特点？”，这可能是所有接触区域国别研究的同学想了解的问题。杨老师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特性包括全球性、在地性、国家性、复杂性，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战略之学、经世致用之学。杨老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对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尤为重要，其研究水平直接关乎中国对解决在地性、地域性、超国界性乃至全球性的现实问题——能否提出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和相应的利益诉求并不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议程的顺利进行。正是因为我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此需要比以往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恰切地理解世界。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特性（整理自讲座内容）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传统
为帮助大家了解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传统，杨老师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西方的两个传统路径，分别是以文明等级制为内核的欧洲殖民遗产和以政治控制为主线的美苏冷战产物。紧接着，杨老师讲述了区域国别学知识的三大特点：一是跨学科，这是社会科学深度专业化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特性。也就是说，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属性。只有基于多学科、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才能供给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特殊知识，否则极容易产生较大偏差。杨老师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是关于“特殊知识”的生产，任何“片面的深刻”对于关乎重大国家利益的区域国别知识都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因此，跨学科方法要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自觉，必须牢牢把握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这三大核心学科。二是全覆盖，即配合大国战略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视野。以中、美等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为例，杨老师为同学们阐释了“全覆盖”是全球性大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应有品格：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北美到亚洲再到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与之相似，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美苏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再到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世界大国而言，国家利益会随着其商品、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得到延伸，这一过程所伴生的是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国别知识需求。三是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跨文化理解是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要秉持的前提，从单一文化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不免会出现理解偏差。杨老师指出，美西方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虽然一度强调要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平等相待，但在实践中一直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成为全球治理诸多乱象频发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在建设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时，必须尽力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强调跨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
区域国别学知识的三大特点（整理自讲座内容）
随后，杨老师为同学们介绍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传统。他总结道，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主要分为五波浪潮。建国初期的“第一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萌芽阶段。福建、广东、辽宁等沿海沿边地区在这一阶段已经有了特色鲜明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其中福建于1963年成立东南亚研究学会表明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依托——学术共同体即已成型。1960年代的“第二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阶段。以1964年三大名校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为标志，国家主导、重点突出、分工明晰是其基本特征。北京大学侧重做亚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要做苏联东欧研究，复旦大学集中做欧美研究的基本格局很快形成并产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20世纪最后20年的“第三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阶段。中国社科院合并原中联部所属研究机构奠定了国际片研究所的基础，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其中，上外是这一波区域国别研究浪潮中的高校引领者之一，1980年正式成立的中东文化研究所和苏联东欧文化研究所是当时全国高校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世纪之交的“第四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加速阶段。教育部社科司主导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计划包含了上外中东研究所等13家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五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壮大阶段。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2012年正式批准设立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截至2019年12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42个，非正式备案中心395个，共计4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初步完成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期目标。此外，国家民委等部门也设立了“一带一路”基地培育计划。
中国成长与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机遇
杨老师指出，中国走过了以融入、学习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化”阶段，开始走进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方法为主要特点的“化国际”时代。从以往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这种历史性的转型要求中国在知识领域同样成长为一个规范性大国。
中国实力的崛起伴随着知识崛起的需求。内部看，大国的崛起不仅仅取决于GDP的增长，军事实力的提升，还在与思想的健全与知识体系的建构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拓展。外部看，美国在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后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及政治民主化在非西方世界的挫折和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中国的全球议程设置提出了警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推而广之，一个没有扎实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做支撑的国家同样不可能稳稳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整合知识、创新发展、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成长的平台。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的路径选择
“学科是什么？”，杨老师指出学科产生于人类对所有事物进行分离、分类和概念化的自然倾向以及对充分利用积累的知识的需要。学科一词标志着连贯地说明一组对象或主体的工具、方法、程序、典范、概念和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被外部突发事件和内部智力需求所塑造和重塑。学科的内部结构并不都呈现出一致的同质性。有学者区分了排他性或紧密结合的学科，如经济学，以及包容性或松散结合的学科，如社会学。排他性学科通常以理论为导向，而包容性学科则更多地以研究为导向。也就是说，学科可以分为硬学科和软学科。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很难满足传统学科必备的全部要素，内部也更为松散，因而注定是软学科。
“什么是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呢？”，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学科相关的定义，杨老师简单介绍了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越学科的基本概念：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是指从不同学科角度，仅用一门学科的方式研究若干课题的一种方法。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 是指通过两门及其以上学科实现知识和方法的整合达到明确的目标或完成特殊的任务; 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是指超越或消除传统学科边界的方式; 越学科（intradisciplinarity ）含义近似于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 ，但它更侧重一门学科的两门及以上下位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整合; 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 则被定义为通过引入不相关学科的方式 研究某项课题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像是一种添加剂 ( additive) ，而跨学科等其他方式更像是一种融合剂 ( integrative)。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跨学科、交叉学科。
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越学科（整理自讲座内容）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上外路径
杨老师进一步为同学们讲述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上外路径，他指出，上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从比较政治学学科化和“现代经典学”得到了启示。比较政治学是现有成熟学科中少有的以方法为中心构建的学科。按照阿伦·李帕特的说法，“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分支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非依照其研究实质内容加以界定的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三重变化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革命性繁荣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逐渐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政治学中最富有理论创造力的研究领域：首先，战后大批非西方新国家涌现，要求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其次，政治学成为“冷战”显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首当其冲。在方法论革命、分析工具革新、学科交叉影响下，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了“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建构“元理论”、开展“科学”的经验研究、提出并检验可推广的“中层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干追求。
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通译政经哲，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涵盖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现代文科学术领域，建立了政治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于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距今已有百年历史。PPE课程的设计扎根于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完整认识社会现象，必须通过几个不同角度而互补的学术方向和分析框架去达成。而政治、经济和哲学，正是我们用以理解现代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几个角度。PPE项目向学生提供兼具深度和广度、并且时刻紧跟世界局势的课程体系，使之系统学习中外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用哲学思维来分析政治、经济现象的技能，具备杰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杨老师总结道，上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化建设应充分发挥语言优势，将多语种+和多学科+叠合起来。
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上外路径
2020年7月，上外自主增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并于当年招收研究生，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建设高校。以“多语种+”基础上的文明、文化研究为底色，以可靠的在地知识为方法，以打通历史和现实研究、学术和政策研究藩篱为目的，初步建构起通国家、精领域的新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杨老师指出，上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跨、通、融”。“跨”指跨语种、跨专业、跨院系、跨学科、跨学校、跨国界。“通”指打通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壁垒（时间维度），打通区域和国别的边界（空间维度），打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藩篱（效用维度）。“融”指学科交叉融合，组织协同融合，多语能力、学术能力与话语能力融合。除此之外，上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计划中还包含了“课程育人”“田野育人”“智库育人”。最后，杨老师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超越中西两分范式，坚持“双（多）主体性”、摈弃区域国别研究的功利心、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自觉、同等重视理论学习和特殊知识学习、加强多语种能力、汲取扎实的在地知识等等，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深入思考。
上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路径（整理自讲座内容）
SISUer说
语言是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工具。正如杨老师所说，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必须全方位发挥语言的作用，尤其是目标国家语言的作用。我们作为上外的语言学习者，更应该有多语种+和跨学科学习的觉悟，将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优势和特定的国别研究结合起来。
推荐文献
1. 王逸舟、张小明、赵梅、庄俊举主编：《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2.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3.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Edited by Katja Mielke, Anna-Katharina Hornidge, Palgrave & Macmillan, 2017.
4.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Учебник / Под ред. 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 М.: Магистр, НИЦ ИНФРА-М, 2019.